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杨行密与孙儒之间的淮南生死对决始于大顺二年七月，最终在景福元年六月划上句点。这场持续了整整三年的历史性战争，牵动了十国的命运走向，成为当时局势中的关键节点。
大顺二年七月，孙儒率先发动对扬州的烈焰攻势，紧接着迅速集结起规模庞大的五十万大军，誓要一举消灭淮南的主要竞争对手杨行密。与此同时，杨行密的军师戴友规迎来了他施展谋略的关键时刻。自杨行密的首席谋士袁袭去世后，戴友规便成为了他最为倚重的谋划者。戴友规曾经成功劝杨行密坚守宣州，这一举动证明了他在杨行密心中的非凡地位。
此刻，戴友规再次面见杨行密，直言不讳地解析当前形势：“孙儒的兵力不仅庞大，而且多为蔡军精锐，这支军队骁勇异常，性情凶狠残暴，甚至不乏食人恶行。反观我军，多数是淮地子弟，身形矮小体弱，力量悬殊。若在公平条件下交战，我军胜算已低，更何况孙儒的兵力是我们的数倍之多。”他的话语愈发凝重，“如今孙儒已兵临城下，帐篷密布，大敌当前，急需一员能扛大任的猛将。”
展开剩余74%杨行密听罢，心中暗自震动，他明白戴友规的判断并非危言耸听。于是，他果断做出调整，重新启用田覠和刘威，尽管他们此前在多次战役中均未能取胜，但当前形势紧迫，二人仍是军中不可或缺的支柱。杨行密深知，若不及时调整阵容，恐怕将难以支撑下去。
到了景福元年，局势终于出现了转机。刘建峰离开常州后，甘露镇的陈可言占据了这座关键城市。常州在淮南战局中占据极为重要的战略地位，这里不仅是孙儒、杨行密和钱镠三方势力争夺的焦点，更掌握了南北交通的咽喉。孙儒当时正忙于对付杨行密，几乎无法分心顾及常州，但张训已率军直扑常州，目标坚定明确。
常州守将陈可言未曾察觉险情严重，面对来势汹汹的张训军队，他竟轻率地选择开门迎战。若能弃城而逃，或许还能保住性命，然而他却在混战中被张训一剑刺中，英年早逝。对此，杨行密感慨道：“一剑定乾坤，常州壮哉！”张训的这场胜利不仅奠定了淮南军的战略优势，也极大提振了士气。
紧随其后，陶雅奉命攻占润州这一战略要地。润州，古称京口，地处长江岸边，是通往浙江的门户，也是孙儒的重要粮道之一。陶雅虽然名气不及李神福响亮，但他稳扎稳打，在杨行密的指挥下，最终成功攻占润州，切断了孙儒重要的粮草供应。
孙儒虽遭挫折，但仍在宣州坚持作战，并试图联合盟友时溥寻求突破。时溥在徐州集结三万兵力，准备从南方发起进攻，意图通过楚州攻占扬州，稳固孙儒后方。然而，时溥的行动始终在朱全忠的严密监控下，一旦消息泄露，杨行密即刻派出张训与李德诚迎战。在寿河之战中，张训和李德诚联手大破时溥军，斩首三千，军心大振。
时溥的局势愈发危急，楚州失守后，他的两名部下张璲与张谏纷纷投奔朱全忠，致使时溥孤立无援。最终，他在燕子楼自焚而亡，留下悲凉一幕。
随着战事逐渐倾向杨行密，淮南军队在广德屡战屡胜，孙儒阵营被接连击溃。更雪上加霜的是，连日阴雨导致孙儒的蔡军发生水土不服，瘟疫迅速蔓延，士兵们士气低落，粮食短缺问题日益严峻。杨行密趁机派张训切断了孙儒最后的粮道——安吉，形势对孙儒极为不利。
眼见困境难解，孙儒派刘建峰与马殷奔赴周边州镇寻找粮草，但终究未能扭转乾坤。孤立无援的孙儒心生不安，预感厄运将至。淮南军队如同倔强的蟑螂，在绝境中顽强反扑，一点点蚕食孙儒的军力。
当一切希望破灭，孙儒昔日的狂妄气焰也随之消散。此时，死亡的阴影悄然降临。那些多年前以食人肉著称的士兵，在连绵大雨中纷纷染上瘟疫，孙儒也未能幸免。杨行密得知孙儒病重后，立刻决断出击。
田覠与安仁义此时表现出惊人作战才能，他们迅速突破孙儒防线，所向披靡，攻破了孙儒五十余座营寨。命运多舛的孙儒此时已病入膏肓，难以抵抗。
最终，田覠亲手擒获孙儒。关于孙儒被捕，史书记载有两种说法：一说田覠亲自捉拿；一说因孙儒病重，部将失望，最终将其送交杨行密。无论如何，杨行密当机立断，处决了孙儒，并亲自将其首级送往京师。
孙儒，这位曾经呼风唤雨的枭雄，十国中声势赫赫的大魔王，终究败于杨行密之手。凭借这场以弱胜强的巧妙战役，杨行密最终崛起，成为十国中最强盛的君主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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